2010年中国人均GDP不足4500美元 排世界第94位

       2010年中国人均GDP不足4500美元仅排世界第94位 国家强或弱光看GDP总量不靠谱

　　“赶超”曾经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情结。

　　在世界各国的GDP竞赛上，中国无疑是超车高手——2005年，我们超过了英国；2008年，我们超过了德国；2010年，我们超过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爱凑热闹的外国媒体前来给中国捧场，当然，也不乏抱着捧杀想法的。

　　美国《纽约时报》说，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里程碑；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这是世界发展史的重要章节；日本《朝日新闻》叹息，日本影响力开始黯淡；英国《金融时报》预言，世界将会适应这种新的方式。

　　与世界媒体高谈阔论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国人面对GDP排名世界第二，从民间到政府都态度冷静——因我们是世界上最穷的老二。

　　人均GDP全球才排第94

　　2005年至2009年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在155个国家通过电话和入户等方式访问了数千人，获得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关于其生活幸福程度的数据。

　　调查结果显示，在“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和地区”排名中，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四个北欧国家分列前四位。中国则与肯尼亚、加纳一起并列排在第125位。

　　当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却站出来说：“GDP数据只是国家经济实力一方面的反映。我们不仅要关心GDP数据，更要关心人均的数据。”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4382美元，排在全球第94名。总体而言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

　　姚坚表示，中国还有1.5亿人未达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标准。尽管经济规模超过了日本，但由于中国人口规模是日本的10倍，若以人均计算，中国人均GDP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

　　姚坚坦言:“问题还仅仅表现在数据层面，更深层次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还有待提高。相比发达国家，无论是人民的生活质量，还是在科技、环保领域，我们还有巨大的差距。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社会领域的发展还比较滞后，在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专家观点

　　中国经济隐藏着致病因子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其中很大一部分又是靠外资投资拉动。

　　外资在中国制造了可观的“中国GDP”，但利益却通过商品出口转到了外国，中国GDP越高，为国外输送的利益越多。

　　有专家指出，中国不算强大，而是肥大。肥大，不仅表现在没有多少力量，而且还隐藏着诸多致病因子。

　　具体到中国经济，那就是含金量很低，科技创新不力，经济高增长，靠出卖廉价劳动力和付出沉重环境代价换取。

　　这种隐藏的病因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相继致病了——环境污染、产品安全事故频发。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并致力于改变，但任何变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GDP 多少不能成为国家强弱的标志

　　中国自己的历史一再表明，GDP的数字大小并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

　　如果按照GDP总值来计算，近现代史上一向被视作“积贫积弱”的中国，其实一直是个经济大国。

　　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史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测算，1700年到1820年，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的比例最高达到了32.9%。

　　而同样根据麦迪森的估计，按照中国经济当下的发展速度，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也仅仅是和200年前先人勉强打个平手。

　　即使是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GDP也远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显然，当时各国都认定日本明显强于中国。

　　国家收入不等于国民福祉

　　GDP绝不是万能的，这是属于GDP的“原罪”。

　　早在1934年，GDP指标的发明者，俄裔美国人库兹涅茨就发现GDP计算方法的最大缺陷：“国家的收入并不等于国民的福祉”。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首的24名顶尖经济学家在2010年4月发表了一份报告，探讨改善GDP的可能性。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GDP的先天缺陷在于没有考虑社会发展因素。GDP只是一个数量指标，而不是一个质量指标。GDP没有考虑国民收入的分配，也没有对经济活动的价值进行道德判断。

　　更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思考“GDP的含金量”，有人提出用GDPW（国内生产福利总值）取代GDP。

　　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斯曾指出，发展中国家有三种可以选择的现代化，其中一种是象征性的现代化，营造设施一流的机场、发达的高速公路和大型工程项目，但不代表带来福利水平的提升。

　　●专家观点

　　经济发展更要看质量

　　经济发展不仅要看数量总和，更要看质量如何。

　　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经济总量本身并无意义，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可以使500万工人的产量相形见绌，但由于他们生产的大部分都被消费了，所以远不可能形成剩余财富或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力量。英国在1850年是强大的，它强就强在拥有现代的、创造财富的工业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利益”。

　　职工收入增长缓慢长期偏低

　　有网友曾在网上贴出他2010年2月份的工资条：基本工资1300元，扣除养老保险144元、社保198元、失业险18元、医保36元，加上迟到4次被扣900元，最后实发工资为4元。

　　在北京政协会议上的一份调研报告指出，北京一线职工收入水平现状是“增长缓慢，长期偏低”。

　　广东2010年的“社会温度计”调查报告也指出，居民认为，广东当前存在的最重大社会问题排在第一名的是“工资涨得慢”。

　　与涨薪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活成本的增加。

　　网上一度流行晒全国各地娶老婆的成本：广州128万；杭州178.2万；上海200.82万；北京202.8万；深圳208万。

　　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曾说，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了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社会保障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际，就是身份的焦虑滋生之时。

　　在晒工资和晒生活成本背后，是一种心理的比较，体现了中国工薪阶层对生活的焦虑。

　　分配不均中国经济发展有“硬伤”

　　这种焦虑也体现在地区的发展不平衡上。

　　当中国快速晋升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汽车的生产和消费已位居全球第一，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房价直追纽约、东京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让自己，也让别人产生某种虚幻的错觉。

　　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广袤的农村和边远山区、再以13亿人口做分母，平均中国一切数字的时候，感受到的却是巨大的压力和责任。

　　学者张维为曾在《GDP镜子照出什么样的中国》一文中指出，今天的中国，已经形成一个3亿人口左右的“准发达国家板块”。在这个板块，北京和上海的人均预期寿命均超过纽约，多数城市居民的住房水平超过了日本和中国香港，住房自有率超过发达国家，人均教育水平也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整体科技能力高于一般发达国家。

　　但是，当经济总量的蛋糕做大，而分配蛋糕却严重不公时，GDP越大，人们被剥夺的感觉越强，越发埋藏着社会危机。

　　事实上，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加大。

　　199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就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2007年时则已高达0.48。

　　两极分化拉低了人均GDP，使得中国的繁荣存在着一种假象。

　　本版文/记者尹晓琳制图/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