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下开风气，为民族谋未来，这才是中国古典读书人的毕生追求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这群人其实是乾隆嘉庆皇帝之后经世济用学问长期熏陶应运而生的英雄人物，他们身上代表的是真正的儒学，不是虚伪没有骨气的理学。他们的意识海之中，国家和民族的气运都要振作，都要自己一肩担起来，所以19世纪中国之所以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多亏了这群有志于天下的绝代人物。

国家权力的下移

军事和财政是大清朝廷之中最重要的两件东西，这个重心落在哪里就决定了未来谁更加强势，军事和财政如果掌握在地上手中，那就是唐末军阀割据的局面；军事和财政体系牢牢的掌握在朝廷中央手中，那就是朝廷大一统的强大局面，地方唯朝廷之命是从，没有人敢轻易违抗。

而到了清朝太平天国起义以来，军事和财政逐渐的落入到了地方手中。短期来看是为了镇压地方叛乱起义战争的需要，但长期来看，这却是整个国家权力下移的过程，大清背后代表中国的最高权力逐渐下移到了地方高官手中，这是康熙和乾隆这些明君最害怕的事情。

现在这个最让他们害怕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知道只有军事和财政掌握在自己手中，满洲贵族才能持久的以少数人口统治几亿的汉族人口。所以自康熙之后到乾隆一百多年时间，他们前算万算，就是为了防止地方汉人高官掌握到国家最高权力，防止权力下移，但现在的局势已经是不能不放权了。

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洪秀全内战吸引了大部分的火力，在这个阶段前后二十年成长起来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成为了同治、光绪年间的国家栋梁，这一代人大部分都是跟着曾国藩以军功而出名，他们在战场上立下军功，然后在太平时节出任地方大官，直接承担起来了整个国家的国运。

汉族文人承担起了国运

国运寄托在了这群人身上，之前国运是寄托在了满洲贵族亲戚手中，他们承担不住这份责任，他们没有这份能力，所以国家走势和未来气运必须要有更加有能力的人承担才行。所以在清中期以来，无数的能人辈士开始出现，而曾国藩就是这个开先河且做的最好的人物。

曾国藩本身只是湖南的一个在籍侍郎，咸丰年间镇压太平天国做到了掌握军权的“团练大臣”；胡林翼本身只是贵州知府，这个老少边穷满洲贵族都不愿意去的地方，才丢给了汉人，但也是在镇压叛乱过程之中升级到了“黔楚防御使”；左宗棠原来只是一个读书举人，后来以知晓军事而出名，做到了湖南兵事大员；、

再者像李鸿章最开始也是写的一手好字，读的好书，写的好八股的翰林学士，后来做到了安徽军政大官，从这些清中期之后的大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一开始都不是被朝廷寄托重任的，是在朝廷没有办法了，满人贵族承担不起这份责任之后才不得不用他们做事情。

比这一批中兴四杰再稍低一个档次的沈葆桢、江忠源、罗泽南、王鑫、李续宾、刘长佑、曾国荃、丁宝桢、郭嵩焘、彭玉麟、刘蓉、刘坤一、杨岳斌、刘秉章这群人，大部分都是半路出家大部分都是秀才举人，也大部分都是社会中下层，他们在乱世之中冒着生死危险上战场，不是完全为了功名利禄，而是为了中国文化之中的感召，要在乱世之中承担起来家国天下的命运。

结语

当年这批人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早觉醒的人，很多人根本没有接触过打仗，但平生做人做事的信念就是遇到大灾大难绝对不苟活于世，国之不存，家又何在？所以他们可以屡败屡战，在失败之中学到经验，最后杀出一条血路，这正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之中最珍贵的一部分，叫做顽强和坚毅，读书人就要有这个觉悟，要承担起家国天下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