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港之战：戚继光和俞大猷的首度联手反倭寇行动

公元16世纪中期，明朝东南沿海的倭寇问题日益突出。由于当时的嘉靖皇帝坚持寸步不让措施，迫使双方都不得不为自身利益而采取军事，进而催生出戚继光和俞大猷这两位著名的抗倭将领。

但在他们的首度合作的岑港之战中，明朝军队的表现却是差强人意。尽管收获到明面上的胜利，却耗费长达一年多时间，并付出了远超对手的重大伤亡。本文就将以军事制度、技术推广和派系内斗等多方角度，还原这段后人不太愿意提及的暗淡历史。

倭寇大爆发的本源

持续数百年的倭寇 实则为来自不同区域众多不同人群

事实上，自明朝建立之日起，就在不断面临倭寇问题的困扰。虽然在冠冕瘫痪的文书简报中，这些异类群体都被称呼为海贼盗匪，但真实的来源与组成结构都有巨大差异。比如在渤海两头的山东半岛和辽东，许多所谓的倭寇就来自邻国朝鲜。而在长江以南的浙东水域，则以张士诚或方国珍等元末地方军阀的残部为主。至于更为偏远的闽南和广东，也一直存在着源远流长的海商传统。

他们彼此之间互不统属，甚至可能是不共戴天的竞争对手。但都受挫于朱家天子的海禁封锁，需要为自身利益和祖传的生活方式去铤而走险。

分布在广东福建两地的海防卫所与水寨

明朝官方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因而在漫长的海岸各头设有众多卫所水寨。甚至不惜以放弃地盘收益为代价，强制将许多小岛的居民搬迁到内陆生活。走马上任的父母官也懒得区分涉事对象，经常将自己的问题过失都甩锅为倭寇作乱。但却从未有能力从根本上解除矛盾，只得以时而激进、时而放任的手法予以灵活调剂。因而早在倭寇问题大规模爆发之前，类似现象就已在浙江舟山、福建漳州或广东的海南不断上演。

当然，明朝的高压维持政策，势必给地区内的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大量官员和驻军的日常花销，又足以让本不富裕的国库迅速见底。这就给各倭寇集团的勉强生存创造了空间，让他们能通过黑市进行大量物品交换。特别是在15-16世纪之交，又成功搭上西方大航海时代的春风，开始获得远超过去的白银等贵金属货币。加之许多地方士绅参与进来分一杯羹，便将行贿网络发展至府衙与军营当中。一些早已被废弃的荒岛、峡湾，也是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恢复生机。

突袭舟山双屿港的明朝官军

不过，倭寇的黄金时代很快就因嘉靖皇帝登基而被强行打断。为了牢固中央宫廷对基层税源控制，他经常亲自出手干预地方上的涉外事物，用最粗暴的手段强化封禁祖制。一批取向保守的儒教文官借机获得提拔，并故意在此类问题上表现出乎寻常的激进亢奋。于是，尚不熟悉天朝传统的葡萄牙大使被勒令斩杀，大闹宁波的日本朝贡商团也被永久挡在浙东市场之外。最后，又把严打目标锁定在本土倭寇身上，将对方苦心经营多年的双屿港摧毁。

讽刺的是，这次剿倭行动的主要执行者都落得兔死狗哼下场。嘉奖皇帝为安抚广大地方官僚士绅集团，接受了由他们秉承自己的繁多举报。最后逼的钦差朱纨直接自杀，大将卢镗也因受牵连被革职关押。

经常造访闽浙沿海的倭寇船只

一切向前看的假象

正在登陆的倭寇船队

公元1550年起，闽浙沿海的倭寇开始步入黑暗时代。尽管他们早已将地下网络发展至日本的平户、越南的岘港和暹罗的大城府，却始终无法将自己与故土剥离。如今却因明朝官方的重点打压而无处栖身，被迫将原本非常松散的组织架构都捏合起来。大名鼎鼎的“徽王”汪直，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粉墨登场。

一开始，汪直对明朝方面的态度还不甚明了，所以暂时允许部下对官军船只或其家眷的定居地实施劫掠报复。此后才与浙江地方官达成初步妥协，重新在隶属舟山金塘岛的巢烈港建立贸易据点。由于早年就同日本的肥前藩有生意往来、亲自去陷落做过买卖，后来又与部分东进的葡萄牙人相互认识，所以很自然的成为盟主人选。加之还能疏通地方官府，很快便将浙东、徽州和部分福建倭寇都聚拢起来。甚至一度有机会重建六横岛上的双屿港，成为朝廷默许的对外贸易中心。

在水面发生激战的明朝官军与倭寇

不过，浙江方面的妥协举措，并不等于福建和广东两地的局势缓和。于是，在闽浙总督王忬的亲自部署下，明军又对汪直的倭寇集团展开突然袭击。虽没有将他就地正法，还是顺手将刚刚复兴的巢烈港与双屿港都再度摧毁。汪直也索性以出生地名自号“徽王”，并长期依附于日本肥前藩治下的平户岛，进而又成为了明朝官方记录中的伪宋政权建立者。他手下的船队也频繁对明朝海岸展开大规模报复，近乎让早已千疮百孔的海防体系濒临崩溃。

此时，明朝方面最直接的选择，就是以足够强大的兵力远征平户。又或是以重开贸易为条件，逼着日本藩主将汪直等人全部交出。然而，前一种做法将直接违背朱元璋在朝代建立时就定下的祖制，后一种办法又会触动当朝皇帝的决策权威。于是就只能以最机械的方式搞呆板防守，尽可能堵住沿海防御体系的明显漏洞。奈何地方上的卫所非常依赖土地财政，早就需要靠朝廷拨款和他省的转移支付来勉强填充。沿海区域又有相当比重的经济依托贸易，直接酿成世袭军户人口的持续萎缩。所以，除非有官员具备足够的决断专权，就很难对倭寇们的海外基地实施瓦解。

双屿港被毁灭后 倭寇曾一度在金塘岛获得贸易据点

此外，明朝的造船技术全部承习自蒙元时代，在立国百多年的时间内并无任何升级进步。谎言之，当初让忽必烈没能成功拿下九州的技术因素，到嘉靖时期依旧存在。若再考虑有限的造船产业已退缩至广东、福建两省，那么浙江地区的水师动员能力就更加值得怀疑。这也是明朝自中期开始，轻易不敢发起大规模海上征伐的重要原因，更是倭寇得以屡屡出海求生的根本要素。

到了1554年，胡宗宪被派往闽浙两省解决海防难题。由于成功搭上朝中权臣严嵩，所以能在无打过的情况下迅速攀升，仅用2年时间便成为地方总督。较为厚实的政治资本，也让他敢于做出一些其他人都不愿提及的特殊策略。于是就派专员去到日本面见汪直，以重开贸易为最佳条件，邀请他尽快回国赴命。背地里却下令水师在舟山附近守候，将对方直接控制扣押。

官至闽浙总督的 胡宗宪

激战岑港

位于舟山岛西侧的岑港

虽然汪直本人被俘虏送往省城杭州，但随他一同返回的船队却还滞留在舟山。其中大部分人为长期追随徽王的本土倭寇，对于朝廷的背信弃义感到格外愤怒。余下部分则是来自日本平户岛的大友家使团，本想接着此行重开朝贡贸易。结果却莫名其妙的身处险境，被迫参与一场完全在意料之外的突发战斗。而且这两拨人都不愿轻易放弃汪直，便选择在舟山岛最西侧的岑港驻足。

公元1558年2月，胡宗宪决定对这批仅有500多人的倭寇下手。除早已部署在周遭区域的水师船队外，还不忘将已小有名气的俞大猷和戚继光都派往舟山。他们先前都已有过沿海反倭寇经验，并且因积累的功绩而获准统领私家班底。这主要是因为旧式的卫所体制趋于崩溃，迫使前线部队必须用更加耗钱的募兵制替代。至于所招募的兵源成分如何，则取决于将领所能拥有的政治或资金支持。比如成名较早的俞大猷，是成功搭上严嵩和总督胡宗宪的关系户。所以麾下经常有来自广西土司领的狼兵助阵，堪称本区域内的精锐之师。初来乍到的戚继光就无此幸运，只能从原先的卫所军户中招募人手。

抵达浙江之初 戚继光的权重低下且位置尴尬

于是在岑港之战的前期，大部分明朝部队都采取围而不打策略。纵使本方的总兵力已十倍于对方，也只是让缺乏根基的戚继光独自率军强攻。倭寇们则派少部分成员登船出海，余下大部分人登上附近的丘陵山地中躲藏，以居高临下的态势予以坚决还击。每当官军从唯一的小径突入其中，就会立即遭伏击者的群起攻之，最终以极其难看的方式溃败而逃。等到3月的降水量暴增，又以拦河筑坝的方式积蓄山洪，借着自然之力将对面发起的第二轮冲锋摧垮。

与此同时，先前离开的倭寇已渡海抵达浙江南部，分头攻打台州和温州两地的海防卫所。于是，位高权重的俞大猷被继续安排留在岑港进行监视，只让戚继光率领自己的嫡系赶往增援。等到后者将两地的警报解除，流窜的袭击船队已安然返回舟山。更多援军也从水路进抵岑港，使倭寇阵营的数量扩增到1000人规模。整场战役也就此进入对峙模式。

正前往战场的明军骑兵部队

事实上，除开必不可少的人事风波，技术缺陷也是限制明军攻坚能力的重要因素。首先是蒙元时代留下的配重投石机，已经在15世纪前期被遗忘和放弃。接着是金属冶炼与火药制造领域的裹足不前，让小型火铳无法进一步被提升为大型火炮。虽然16世纪初又有西洋的弗朗机炮传入，但大部分仿制品都被调往北方沿线。反而是作为输入口的东南沿海，长期没有得到应有推广。所以，1558年的明朝士兵就不得不像百年前的先辈那样，以非常原始的手段突击高地。

另一方面，倭寇阵中的浙东海商与日本浪人，同样不具备使用大型火器的能力。但借助长枪、木盾和大磅数的弓箭，足以守住有简单壕沟+胸墙拱卫的山坡。少数成员还先于明军用上了火绳枪，并有质量更好的倭刀充当近战利器。所以，他们往往能在崎岖地形的小规模交锋中获胜。只是架不住数量劣势，没可能在空旷的平原内取得大规模阵战胜利。加之日本自身的造船技术也比较滞后，无法提供各类胜过官军的战船，也就让倭寇更乐于到依山傍水的地方建立营寨。

倭寇经常在小规模交锋中击败明朝官军

不过，岑港之战的悬而未决，终究让全高权重的严嵩饱受非议，同时也连带着让身为总督的胡宗宪压力深重。于是勒令戚继光和俞大猷加精部署行动，让两位被革职留用将领用1个月时间结束战斗。原先没有被出动消耗的狼兵，也终于有机会在距家乡千里之外的海滨大展身手。因为自小生活在穷山恶水的广西山地，并且始终由本部落的土司头领指挥，这些番兵的战力远胜过普通卫所军户。他们经常以7人为基础单位，由其中的4人专职冲锋进攻，余下的3人负责收割人头记功。因为有成员阵亡就要全队受罚，所以在交锋中总是表现的特别勇猛且不愿轻易后退。

于是，先前还能死守山头的倭寇，便在大股狼兵的连续冲锋下渐渐不支。虽然他们继续以栅栏稳固营地防卫，并大量使用火器击杀来犯之敌，却没法顶不住土司部队的不要命进攻。后者虽习惯用较原始的猎弩充当远程杀伤手段，却还用大面积的盾牌抵达枪弹、箭矢，并以长柄的砍刀、枪矛和狼筅猛击对手。俞大猷和戚继光两人也争先率精锐家丁上阵，配合多路官军从几个方向上协同夹攻。虽付出了几倍于倭寇的伤亡代价，还是成功将对方留在河边的船只焚毁，位于后方营地也无法再坚守下去。

俞大猷麾下的广西狼兵部队

长期鏖战的前奏

明朝水师与倭寇的大规模海战

公元1558年10月，倭寇被迫放弃原先的岑港阵地，退往内陆的柯梅岭暂避。胡宗宪又加派唐顺之率领的浙江水师前往包抄，意图将这批汪直的死忠全部消灭在岛上。但后者并没有因海船丧失而直接放弃求生希望，继续搜罗木材搭建新船。最后在11月13日杨帆下海，从多支官军水师的包围圈中逃出生天。

在这场持续近1年的岑港之战中，明军虽前后杀伤数百名来自浙江、福建和日本沿海的倭寇，却付出了足足3000人的惨重伤亡。胡宗宪为尽快宣布胜利，又让俞大猷率水师到福建老家巡弋一番，作为自己缴灭海贼余孽的有效证明。丝毫不理会对方的海外据点，其实在日本西部的平户。至于还在牢中收押的汪直，也因部下的溃散而不再有多少利用价值，于1559年在杭州被枭首示众。

戚家军的组织和战术 就源自广西土司们的狼兵

至于在岑港表现拙劣的戚继光，也及时吸取了各层面校训，迅速摆到总督胡宗宪门下。至此从外省调来的背锅侠，蹿升为总督手中的军事骨干。同时还获得重新募兵的拨款，参照广西狼兵的风格建立新募军部队。虽在个别细节上与原版还有一定差别，但士兵来源的山民属性、高于普通军户的饷银待遇、长短相继的鸳鸯阵战法，以及堪称严苛的进退处罚条例，无不透露出设计者本人对南蛮番兵的羡慕追捧。因而从某种程度上看，正是岑港之战催生出后人熟知的戚家军部队。

当然，岑港之战的惨胜，并不意味着倭寇浪潮的消退。相反，更多人在知晓汪直的遭遇后，义无反顾的选择与朝廷对抗下去。比如在本就不受徽王掌控的福建和广东，更多海盗集团纷纷独立单干，给官军的追缴造成巨大麻烦。至于浙江的汪直嫡系部众，也在杭州湾与苏南等地展开疯狂报复，兵锋甚至威胁到苏州、徽州等内陆地区。一直到明朝因嘉靖皇帝驾崩而稍稍放松管制，这轮史无前例的海盗风暴才得以稍稍退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