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战役中，他率部负隅顽抗，不得已被下属挟持，成了起义将领

抗日战争胜利不到一年时间，国共两党关系恶化，开启了内战。在这场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中，国共两军展现出了不一样的策略。共产党尽量避免与国军的正面冲突，采取“不战以屈人之兵”的策略，希望在降低伤亡的情况下，取得内战胜利。

其中辽沈战役战役中，解放军对驻守在长春的国军成功策反，促成了长春的顺利解放。想要成功策反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其中有着很多的复杂斗争。

当时，国军剿总副司令郑洞国坚决不投诚，在下属挟持下才不得已投诚解放军。建国后，他仍然没能转变思想，新中国将他定为起义将领他都还未能领情，这是为什么？

不得不坚守在长春

内战爆发后，东北地区成为国共两军争夺之地，国民党将领郑洞国带领部下率先占领了长春、永吉等地区，使得东北一带称为了国军领地。直到1947年5月，在解放军多次攻势下，东北局势才有转变。

眼见国军在东北失势，郑洞国担任着东北剿总副司令的官职，但早已察觉到了端倪，想要告病辞去职务离开东北。

但顶头上司卫立煌（时任东北剿总司令）不放他走，还派他去坚守长春，郑洞国一万个不愿意，卫立煌搬出了蒋介石压制他，最终郑洞国临危受命，去往长春。

那时，长春早已被解放军围困多时，城内军民粮草都十分匮乏，军队里士气低落，长春已经是一座孤城。郑洞国此次去坚守长春，其实是死路一条，但他仍然有着军人“军令如山”的精神，去往长春走完了他在国军军旅生涯中的最后一程。

长春城内主要兵力有新七军、第六十军，共计六万人左右，再加上警备司令部、吉林保安司令部等各个单位，一共有国军十万人左右。由于这群国军的构成复杂，解放军采取了长困久围的策反政策。

坚守长春最大的问题就是粮草，1948年5月解放军占领了长春附近，使得城内守军的粮草补给中断。城内新七军和第六十军因为粮食不均等问题，产生了不少矛盾，郑洞国为人平和，常出面解决两军的意见不一问题。

郑洞国多次电报卫立煌空头粮食过来，但长时间都没有得到回应，6月12日，蒋介石终于发来消息，他告诉郑洞国可以给守军提供充足补给，但百姓则没有补给。

不得已，百姓得出城谋活路，解放军担心国军有奸细会混在平民中逃出城，因此盘查严格。使得大批长春百姓夹在国共两军之中，饿死的百姓越来越多。

负隅顽抗，终被下属挟持投诚

东北地区逐渐被解放军占领，只剩下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据点还被国民党军占领，且这三地互相无法形成支援。锦州被解放军攻克之时，蒋介石急忙向郑洞国下令，要求他率领部下逃出长春城，向南方撤退。

收到命令的郑洞国内心复杂，他给蒋介石复电：长春城被共军团团围住，根本无法突围。蒋介石得到回电后，经过多方思考，他宁愿让长春守军在突围中歼灭，也不愿意守军直接投降，给共军送兵力。于是他在10月15日再次向郑洞国下令突围。

此时长春城已经被困四个多月，卫立煌投下的补给越来越少，城内国军饿得没有力气作战，作战意志在逐渐瓦解。

且解放军一开始就希望能够和平解放长春，因此在城外不断向国军喊话，主动投诚将获得优待；并派遣策反人员混入城内进行投诚心理建设；在城外还设立救助站，给出城百姓提供食物。

逐渐，国军第六十军的军长曾泽生决定起义投诚。得知六十军投诚的消息，郑洞国十分惊讶，他急忙给曾泽生打电话，线路却中断了。紧接着新七军也投诚了，地方部队三千人也投降，最后仅剩下郑洞国率领兵团司令部据守在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大楼内。

解放军已经攻入了长春，郑洞国仍然不愿意投降，在银行大楼内属下都劝解他投诚。郑洞国仍然过不了心里那关，准备拿枪自杀，但被部下拦下来再三劝说。最后，他只好无奈地放下枪，带领兄弟们投诚解放军。

郑洞国成为起义将领

郑洞国投诚之后，解放军安排他去往哈尔滨解放区。他投诚之后仍然心有芥蒂，对政府给予他的任职都一概拒绝，并提出三项要求：不能将他投诚之事见诸于媒体，不参加我军的公开宴会，不在政府任职。

新中国将他定义为起义将领，政府想让投诚的郑洞国能够在政府内担任官职，是希望他能起到表率作用，有利于国家统一，但看他思想仍然没有转变过来，也就不做过多勉强，他也真的实现了平民百姓生活。

郑洞国在建国后，开始研究起国共战争中国民党军失败原因，并为此翻阅了大量资料，逐渐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知。

从而他逐渐对共产党和新政府有了接纳的心态，并且在1952年接受了任职，在水利部工作。真正让郑洞国彻底放下思想包袱，还是1954年与毛主席的会面。在那次交谈中，毛主席平易近人，还给他递了一支烟，与他探讨了理论和实践的问题。

郑洞国被毛主席的魅力所折服，并表示愿意为新中国做贡献。其后，他便先后在国防部任职，还成为政协常委，后成为黄埔同学会副会长，为统战等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1991年，他病逝于北京，安葬于八宝山。

小结：

郑洞国是一名有勇有谋又有学识的优秀将领，虽然他曾经服务于国民党，但他的功绩仍然值得肯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他没能够立刻转变思想，但新政府和共产党仍然优待于他，并没有因为他的态度而加以责备。

最终，他对共产党著作有所研究并亲身体会过后，认清了国共两党的差距，积极投身于共产党之下，为新中国、为祖国两岸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