泼尿、袭警、逛窑子、化妆潜逃，民国大师做过的你绝对想不到的事

晚清民国大师特立独行，抽烟喝酒打麻将这些，都不好意思作为癖好说出口；打架劈腿抽大烟也都是小儿科。看看他们还做过哪些开眼界的事。

鲁迅：踩草坪、从楼上泼尿

1926年9月，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住在学校宿舍楼。

“楼下的后面有一片花圃，用有刺的铁丝拦着，我因为要看它有怎样的拦阻力，前几天跳了一回试试。”

逗吧，试的结果是鲁迅的腿被刺划伤了。他像小孩子一样记录伤情：“一点没有什么。”

整栋大楼，晚上就鲁迅一个人住，实在无聊。“连夜间小解也不下楼去了，就用磁（注：似应为瓷）的唾壶装着，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

鲁迅承认，自己“近于无赖”。敢作敢当。

严复：拍皇帝马屁不怕肉麻

严复是最早的启蒙思想家之一，甲午战争以后奋力疾呼社会改革，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可以说他以一己之力给当时的中国这个黑屋子打开了一扇窗。

想想那个时代，一本《天演论》出版，顿时洛阳纸贵，一批年轻人纷纷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取名字。胡适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中国最早的海归，那么新潮的时代精英，1898年1月底向皇帝写了一份建议，在报纸上公开登载，希望借皇帝威权改良社会。

想法也没错，只是话说得太没底线了。

“盖本朝十有一叶，二百五十余年之间，未尝用一虐刑也，未尝加一苛赋也，未尝兴一暴役也。生其土者，熙熙含和，有终身不知征税徭役为何事者。此其爱民之德，不徒远迈前朝，盖亦同时五洲大小各国所未尝有。”

整个清朝，没有一例酷刑、徭役，这么爱民，全世界独此一国。

真恶心到家了，现在读来还一身的鸡皮疙瘩。

齐白石：做地下交通员

一九〇八年，齐白石受朋友邀请来到广州。期间接触到革命党人，要求帮助替他们传递文件。

“从此，革命党的秘密文件，需要传递，醒吾都叫我去办理。我是假借卖画的名义，每月并没有多少次，所以始终没露痕迹。”

后来齐白石才知道，他接触的一位革命党人，就是孙中山的副手，鼎鼎大名的黄兴黄克强。

胡适：喝花酒、袭警、逛窑子

1909年10月，胡适和德国教员何德梅，但懋辛、唐才常的儿子唐桂梁等留日学生做邻居，当时各地革命失败，革命党人死了不少，这些人很颓废。

胡适记载，“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

“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天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

有一个晚上，连轴闹腾完，胡适出门上车以后睡着了。

第二天天明醒来，发现自己睡在巡捕房地板上，一只脚上没有鞋子，身上的衣服湿透了。

原来是喝醉了酒，打伤了巡捕，被抓进来。

嗨过以后，胡适浪子回头，发愤苦读，考取公费留学美国。

那个时代文人嫖妓是种时尚，胡适当学生嫖，当教授嫖，成为名人后仍然在嫖。

1925年，胡适到汉口，朋友招待吃喝完后就去了红灯区。胡适在《南行杂记》中认认真真地作了记录。

“有一天夜里，小朋、达夫、金甫（注：吴小朋、郁达夫、杨金甫）和我把周老先生（鲠生）拉去，看汉口的窑子生活；到了一家，只见东墙下靠着一把大鸡毛帚，西墙下倒站着一把笤帚，房中间添了一张小床，两个小女孩在上面熟睡。又有一天，孤帆（注：李孤帆）得了夫人的同意，邀我们去逛窑子，到了两家，较上次去的清洁多了。在一家的席上，有一个妓女是席上的人荐给金甫的；席散后，金甫去她房里一坐，她便哭了，诉说此间生活不是人过的，要他救她出去。”

蒋百里：骑驴脱险

1916年，袁世凯称帝已经公开化。蔡锷和蒋百里这时候同在总统府工作，眼见袁世凯已经不可回头，他们秘密商量后决定反袁护国。

11月中旬，蔡锷在小凤仙的掩护下化装逃到天津。

袁世凯开始派便衣盯梢蒋百里。

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帝位。蔡锷19日辗转抵达昆明，准备武装反袁。

蒋百里只跟夫人左梅作了嘱托便悄然离家。

天亮后家人询问，左梅淡淡地说“约朋友一大早就逛十三陵去了。”

离京的快速通道只有坐火车到天津，由天津可转火车或海轮到南方。由于蔡锷是从北京火车站走的，蒋百里不敢再去火车站。

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蒋百里先从北京东门出城，骑驴到廊坊，再从廊坊坐三等座的火车到天津，经天津转火车南下南京，再到革命党的根据地广州。

驴作为交通工具，一般只是底层老百姓使用。身为高级将领的蒋百里，用骑驴这种方式成功躲过袁世凯的特务盯梢。

陈独秀李大钊：化装伙计逃跑

1919年，陈独秀为反对北洋军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到“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和新世界散发，被警察抓现行。

后经多方搭救，陈独秀被取保释放，仍加以管制，不得自由行动。

陈独秀可不是安分的人，接着就跑到上海去，返程时，应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的邀请，去到武汉，做了一次讲演。

北洋政府看到报纸，才知道他已经出北京。警察厅就在他被池子寓所门前，派一个警察站岗，企图等陈独秀自武汉回京时，加以逮捕。

得到这个消息，李大钊派人先到西车站，把陈独秀接到朋友家里，再想方设法送他离开北京。

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陈独秀、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

陈独秀头戴毡帽，身穿厨师的一件油迹发亮的背心，坐在骡车里面。

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就这样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