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肺炎疫情看中国“第五个现代化”之路

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进入胶着对垒之际，日前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表了早前习近平在2月3日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在这篇讲话里可以看出，习近平不仅早在1月7日“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而且对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比较细致和精准的要求。

遗憾的是，他的要求在具体执行环节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湖北省、武汉市原先的主政官员和国家卫生管理部门未能落实好要求，在疫情防控初期隐瞒真相，不作为、乱作为，错过了疫情防控的黄金时间窗口。已有信息显示，早在2019年12月1日武汉市就已经出现第一例不明肺炎病例，到了12月中下旬，情况已经比较严重，进入1月后更是出现较大范围人传人。可无论是当时的湖北省、武汉市的主政官员，还是12月31日就已派出第一批工作组来武汉调研并指导疫情处置的国家卫健委，均未落实好习近平的要求，非但没有向社会发出公开预警，采取果断措施，反而一直声称“未见明显人传人”、“可防可控”，加速疫情的肆虐。

陈一新（右一）询问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工作人员情况。（中共政法委长安剑微信公号）

正如习近平在文章所言，“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今次新冠肺炎疫情源头本就是非法交易和滥食野味所致，后续的应对过程中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机制又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应急的卫生防疫物资更是严重短缺。包括湖北省、武汉市原先主政官员在内的官僚体系，又普遍缺乏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经验和能力，初期应对过程中的荒腔走板、手足无措，又严重加剧了疫情伤害。或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北京撤换了湖北省、武汉市的一把手。习近平在2月23日的17万人大会上还专门表示：“针对湖北和武汉前期防控工作存在的严重问题，党中央及时提出整改要求，并对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领导班子作出调整充实。”

诸如此类，说明了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存在严重不足，暴露出中国社会距离“第五个现代化”的要求仍有巨大差距。试想一下，假若中国有更加现代的治理体系和能力，疫情防控系统更完善，官员更有能力和担当，今次疫情何至于现在这般严重？

我们之所以一直高度看重北京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将其提升到“第五个现代化”的高度，原因正在于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维度，前者要解决的是制度问题，核心在于建立一套公共领域的理性秩序，后者要求官员们更现代的治理。这既关乎政府能否有效应对如疫情这样的重大危机，决定着中国能否走出封建和专制主义的阴影，又影响着未来中国的发展尤其是东西方制度文明的竞争。

总而言之，新冠肺炎疫情空前反衬和凸显了实现“第五个现代化”的紧迫性和关键意义。希望经新冠肺炎疫情一役后，中国能痛定思痛，早日实现“第五个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