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七大倒退，宋朝灭亡的后果

古代中国在宋朝就已有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按理说，公元11至13世纪的大宋王朝是极有希望早早步入近代化的，然而事实却是中国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近代化转型依旧没能成功，还饱受列强欺凌。这不禁令后世心生疑惑，为何转型过程会如此艰辛漫长？

如此重大的进程，自然不是某种单一因素造成的，但若要找寻其中最为深刻的历史根源，那就还得从历史本身说起。翻阅史料之后我们便不难发现，在南宋灭亡后，历史进程并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许多。明末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就敏锐地发现宋亡不可等同于其他王朝更替，他认为“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

同时期的王夫之也有相同见解，他说：“二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黄、王两人说的是什么意思？简单地说，宋亡并非是简单的王朝覆灭，而是外族入侵，蒙古人占领中原，文化传承就此中断，用古人的话来说，这就叫“亡天下”。

那么为何要说宋亡是文明中断呢？事实上，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元朝时就陡然中断，蒙古人将他们的草原政治制度带到中原，并取代了之前的政治制度。就这样，落后的草原政治制度取代了先进的中原王朝制度，并且这种取代在元朝结束还被明朝统治者所继续延续——明朝政治制度基本沿袭元朝，乃是蒙古和金制的强行拼凑。那么草原政治制度的落后性体现在哪里呢？

首先是“家天下”意识又开始流行起来，执政者的高度政治自觉已然缺失。宋高宗时，有臣子对他说：“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意思是这个天下并不是独属于陛下一个人的，皇帝只是代替百姓管理天下，作为统治者必须高度自律，才能做个清明的好皇帝。然而那些来自草原的统治者，却又重新把当时的中国拉回了魏晋隋唐时期，把人口和财富都当成私有财产，推行中世纪的“投下分封制”。

次是“家臣制”的兴起。对宋朝臣子而言，他们仅是为皇帝服务效命、处理政务的人，并非是任由皇帝处置的家臣，所以皇帝必须接受世俗道德的约束，不可以随意处置臣子，君臣之间各司其职。然而到元朝之后，君臣之间的公共关系变成依附关系，臣子的生死完全由君主所掌控。

第三是“诸色户计”制度的粗暴推行。宋代实现募兵制后，人民基本上不用服兵役，征兵全靠自愿，劳役也不多见，而且服役是会有报酬的。然而元朝统治者却按草原旧制，强制推行全民服役的“诸色户计”制度，将全体居民按照职业分为民户、军户、匠户、盐户、儒户等，所有职业一经划定便终身不许更改，最可怕的是这样的身份还要世代相承，无偿承担相应的赋役。

第四乃是“籍没制”的再度泛滥。“籍没制”是指若有一人犯罪，其家属、奴婢和私有财产都要被官府没收。这一制度从秦汉时开始盛行，但到宋代时已经很少使用，而且宋朝律法还对“籍没”的使用有着严格限制条件，要求必须上报至提刑司，经审核同意后方许籍没。元朝后，籍没制度又泛滥起来，官员可以随意决定是否“籍没”，财产权观念发生退化。

第五是肉刑与酷刑的制度化。自汉文帝废除肉刑之后，黥（刺面）、劓（割鼻）、宫（去势）等肉刑已基本废弃不用，到宋朝时只保留了刺面之刑，其余刑罚从来不曾恢复。然而元朝统治者却公然将肉刑写入律法，至于凌迟等在宋代已经很少应用的酷刑，乃是法外之刑，不过元朝却将其正式编入律法，还代替绞刑成为元代死刑的两种执行方式之一。凌迟泛滥化，让原本逐渐趋于文明的宋朝法制走向野蛮，开始全面倒退。

第六是“人殉制”死灰复燃。人殉，即用生人来为死者陪葬，是极其野蛮蒙昧的行为。自汉代以来，人殉制度就已经基本在中原王朝消失不见，只有北方的鲜卑、契丹、女真等草原部族还不同程度地有所保留。然而元朝统治者不仅自己死后要求宫女殉葬，甚至还大肆鼓励民间自发的殉葬行为。《元史》载：“大同李文实妻齐氏、河南阎遂妻杨氏、大都潘居敬妻陈氏……冀宁民妻魏益红以夫死自缢殉葬，并旌其门。”在这一恶俗中成长的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也沿袭了人殉制度，直到明英宗朱祁镇临终前才彻底废除。

第七是治理体系的粗鄙化。元朝君臣的文化层次完全不能同宋人相提并论，宋朝发达而繁密的治理体系（尤其是在法制领域）和人道主义精神，对于元朝人来说是难以理解和继承的。于是我们痛心地看到，宋朝优良的司法制度被元朝皇帝大肆破坏，大理寺被取消、律学被取消、刑法考试被取消，就连鞠谳分司和翻异移勘制度也被悉数废弃不用。

可以说，元朝的建立直接让已然萌发了人文光芒的中华文化重新黯淡下去，并在未来的几百年内都没有再度恢复。于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它最有希望的时候沉睡了下去，野蛮的统治者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落后，他们的到来让“唐宋变革”开启的近代化方向发生逆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都无法想象这片土地的前任主人是何等高贵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