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营救陈独秀

2019-02-26 来源：庄秋水原文链接评论0条

撰文：庄秋水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1932年10月15日，中共“托洛茨基派”遭逢了一场灭顶之灾。

下午两点半，上海市公安局警探连同法租界捕房，闯入虹口区春阳里210号，逮捕了正在开会的五名“托派”高层，现场还查抄了106件文件和34种俄文共产主义书籍。春阳里210号主人、托派青年委员会秘书长谢少珊立即供出了陈独秀的秘密地址。

是晚，“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总书记陈独秀在岳州路永吉里11号被捕。被捕时，这位54岁的职业革命家“貌甚清癯，唇蓄微髭，发已微斑”，（《申报》1932.10.18）穿着淡蓝色哔叽长衫，戴着淡黄色呢帽，正患着盲肠炎。

托派中央被一网打尽。

史料｜营救陈独秀 - 1

中共领袖时期的陈独秀

10月18日，陈独秀、彭述之等11人被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关押在上海市公安局。这是陈独秀第五次被捕，在1921年和1922年他曾两次在上海被捕，原因皆为宣传共产主义，分别被罚款一百、四百元。但这次他却却实实在在走完了全部法律程序，前后被关了五年。

10月19日，一干案犯被上海市公安局探警押往上海北站，乘坐11点的夜车前往南京。上海市公安局着实紧张，派临时保安大队在火车站特别戒备。犯人陈独秀反倒极为轻松，据说在火车上，他一夜酣眠，对自己可能被处死的命运，大有君子不忧不惧的气度。

他会经由军事法庭审判，还是普通法庭审判？可以说，这是决定陈独秀生死的关键。和他同为中国共产党奠基者之一的李大钊，1927年4月6日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半个月后便由军事法庭会审，依据陆军刑事条例判处绞刑，并于当日下午行刑。

从10月15日被捕至26日，一直传闻说当局将组织一个特别法庭来审理陈独秀案。20日押送南京后，陈独秀和彭述之被关押于军部军法司监狱，无疑加深了这传闻的真实性。21日《大公报》记者为此特地采访狱方，狱方回应说属于“寄押”性质，军法司亦未开庭审讯。但军法司禁止陈彭二人读报通信，读书也只可以阅读三民主义和其他总理遗教。访客，包括新闻记者，则一概不准接见。

此时，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双方激战方酣。国民政府正集中40多万兵力对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行营。陈独秀恰好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被捕，形势可谓极其不利。《广州民国日报》便刊发社论，认为20 世纪30年代中国所经历的危难，原因在于日本的侵略和中国共产党所挑起的内乱；而日本的侵略之所以能得逞，原因则在于国民政府忙于剿共：“溯吾国共匪之由来，不能不忆及十年前李守常、陈独秀等之提倡”，因此，“应处以极刑，勿能宽纵”，否则，就是一面剿共而一面纵共。（陈东晓：《陈独秀评论》，上海书店）不少地方党政人员则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要求“严惩”，“处以极刑”，“迅予处决”。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仍还存放着这些电报，发电人包括新疆政府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令何健，湖南衡山县、罗田县、江西上高县等党部，以及陆军的几个师团党部。

10月22日，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派专员去武汉，向蒋介石汇报逮捕陈独秀的经过，呈送同时搜查到的重要文件。

营救陈独秀的社会力量也深知情势紧急，他被捕后，社会的援救也集中在要求司法公正上，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兼行政司法部长罗文干和胡适、翁文灏致电蒋介石，请求“陈独秀案付司法审判”，不由军法从事。陈独秀的老友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八人，10月23日致电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大打感情牌，为陈独秀摆功：“此君早岁提倡革命，曾与张溥泉、章行严办国民日报于上海；光复后，复佐柏烈武治皖有功；而五四运动时期，鼓吹新文化，对于国民革命尤有间接之助⋯⋯”他们还提出，陈独秀反对苏区暴动政策，斥责红军为土匪，因而遭到共产党除名，与欧美立宪国议会中的共产党议员无异，希望政府“矜怜耆旧，爱惜人才”，则“学术幸甚，文化幸甚”。（《申报》1932.10.24）

某种程度上说，陈独秀又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政治环境下。国民党在1928年占领北京之后，按照孙中山在《建国大纲》里描绘的蓝图，国民政府宣告革命的“军政”阶段已经完成，进入“训政”时期。革命党，即国民党，代表民众行使国家主权，同时要在各地训练民众自治。从以颠覆旧制度为目标、奉行斗争哲学的革命党，转而为执政党，便不能仅停留在观念层面，而是要用合法、和平的方式，去化解社会矛盾和斗争，来巩固政权和建设经济。

于是，拥有最高权力的蒋介石，希望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诸端都能逐步规范化。1929 年岁末，蒋介石藉《大公报》通电全国各报馆，希望各报馆能于1930年1月1日起，就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诸端尽情批评，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这便为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提供了一个契机。在陈独秀一案中，新闻媒体因此得以全程跟进、透明报道。

陈独秀案恰好是对执政党诚意的一个检验，一时成为媒体的报道热点。10月18日上海《申报》刊登了内容十分详尽的陈独秀被捕细节的报道，称该案为“自清共以来第一起巨案也”。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认知，媒体的报道和言论也迥然不同，争议纷纷。

10月19日《晨报》发表的社论堪称主张司法独立的代表。社论作者先厘清共产党的两个派别“中央派（干部派）”和托洛茨基派，陈独秀已非事实上的共产党首领；作者接着提出，主持共产党学说，组织共产党与实行危害国家，是三件事，不可混而为一；共产学说以反抗社会为目的，之所以发生，则由于人心之不平，人心不平，说明国家本身早有病根。所以，社论作者引用英国政治学者拉斯基的话说，“依往事观之，政府兴文字之狱，而能阻遏人民之指责者，盖无几焉。其准人民之自由言论也，弊政既除，自少可以攻击之机会，反是而加以禁阻也，愈令人民迫而为秘密行动。可知政治革命或社会革命之由来，其责任在政府，而不在倡异说之个人”。社论作者最后说，政府有根据法令维持其生存的权利，“故禁止实行危害国家之结社，乃事之当然者也。然此有无危害国家之行为之问题，应由谁决定？曰此非政府自身之事，而应由法庭判决”，故而陈独秀案应该在司法保障下，公正审判。

10月28日《大公报》发表的短评“营救陈独秀”则在法律逻辑之外又增加了一份对人性尊严的呵护。“陈独秀是一个领袖，自有他的信仰和风格，所以只须给予他机会，叫他堂堂正正地主张意见，向公众公开申诉，这正是尊重他爱护他的道理。”作者因此反对“如果用哀恳式的乞怜，感情式的缓颊，在法律以外去营救他，倒反转辱没了这位有骨头有意识的老革命家”。作为领袖，就要“有真诚信念，不变节，不改话，言行始终一致”。

傅斯年两日后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也表达出类似的意愿，他主张陈案能够（一）最合法；（二）最近情；（三）看得到中国二十年来革命历史的意义；（四）及国民党自身的革命立场。他希望国民政府公开审判陈独秀，即便有罪，也不妨依据法律进行特赦运动。

国共两党主导下的媒体，也自有其党派立场下的革命逻辑。国民党中统局主办的《社会新闻》在署名“仿鲁”的文章里，认为陈独秀虽然是共产党，却反对共产党现行的暴动政策，而且他还是一个学者，所以只要他继续反共，“似可不至于死”。

相反，杨镜芙在《十月评论》上撰文《论陈独秀的所谓“功”和“罪”》，说陈独秀“是一个危害民国的大罪犯”，“自民国四年以来，一直到现在 ,所作的都是始终如一的共产党的工作。这种巨魁，一旦被捕，是只有处以极刑，绝对没有轻办和赦免的余地”。杨镜芙还呼吁，“希望政府严厉到底，拿出对邓演达的手段来对付陈独秀”。

而共产党主办的《大众评论》亦刊发了《托陈取消派首领陈独秀被捕之意义》，认为国民党收捕陈独秀，其目的无非是“与陈氏等共同协商进攻中国革命，取消派利用陈被捕的机会更猖獗活动”。江西苏区的《红色中华》也发文抨击陈独秀，说他要当蒋介石的“反共参谋”了。

新闻舆论与司法独立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但媒体能够自由地对陈案做出各自立场的解读，确实起到了监督的作用，最终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在武汉的蒋介石，面对求情电报纷至沓来，他表示不会作出答复。但面对汹汹舆情和精英清议，他亦不得不谨慎对待。

10月24日，蒋介石致电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陈等所犯之罪，系危害民国之生存，国家法律对于此种罪行，早在法律上有明白的规定，为维持司法独立尊严计，应交法院公开审判”。当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座谈会，讨论蒋介石来电，决议陈案“交法院公开审判”。

最后的确认程序是10月25日何应钦（时任军政部长）传询陈独秀。陈独秀正式澄清，自己与湘赣、鄂豫皖的共产党暴动毫无关系，还向何建议应该联合苏联抗日。何应钦则正式表示，“陈等虽属危害民国罪犯，但以其非现役军人，且犯案地点，又核与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七条前段规定不合”，所以军法司无权管辖，于是命令司长王振南，“备文将陈等转解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判。（《申报》1932.10.27）

事实上，早在10月20日，《益世报》便发表社论，从法律角度指出，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上海既非戒严区域，亦非剿共区域，故而陈案应由普通法庭审判，绝无组织特别法庭的必要。

于是，陈独秀案成为民国时期第一例由普通法庭审理的国内公民涉共案件。

10月26日早晨，陈独秀、彭述之转到江苏高等法院江宁地方法院看管。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朱儁奉命到南京侦察这个棘手的案子。陈独秀本人也表达了对法律的尊重，受江苏高等法院传询时，他表示，“愿尊重国家法律，望政府秉承大公，不参加个人恩怨，法律判我是罪有应得者，当亦愿受”。（《大公报》1932.11.1） 11月3日，陈独秀、彭述之正式聘请章士钊、吴之屏等五人为辩护律师。（他被捕之初，章士钊、郑毓秀等就曾表示愿意义务为他辩护。）

史料｜营救陈独秀 - 2

在法言法。至此，法律逻辑能够胜过人情逻辑和革命逻辑，可谓自有其时代影响。

本案涉及的相关法律《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公布于1931年1月31日，同年3月1日起施行，施行之日，废止1928年3月9日公布施行的《中华民国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可见执政党有意淡化革命、政治色彩，而突出法律概念，用国际规则来维护执政安全。

此后，国民政府在1931年6月1日公布《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在“人民之权利义务”部分增加了第八条、第九条，更与陈案直接相关。第九条规定:“人民除现役军人外，非依法律不受军事审判。”此条规定是陈独秀案最终交由普通法庭审判的直接法律依据。

第八条的内容，更涉及每一位中华民国公民的权利，其内容为：“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其执行逮捕或拘禁之机关，至迟应于二十四小时内移送审判机关审问，本人或他人并得依法请求于二十四小时内提审。”有学者便认为，陈独秀和李大钊被捕后在狱中待遇完全不同，“与《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的颁布所反映并推动的司法进步相联系”。（黄伟英：《从李大钊案到陈独秀案：民国时期司法现代化的发展》，《历史教学》2009年第22期）

确实，陈独秀在狱中受到的待遇堪称人性。10月26日，他和彭述之因疾病缠身，书面向监方提出改善生活待遇的要求。“窃独秀等自到贵所以来，诸承优待，惟对于伙食一项，以身份关系，本应自备，奈独秀等旅费拮据，复无亲朋告贷”，往昔风云叱咤的革命家，如今不减孤傲，坚称无罪，不需吃牢饭，然而“现均添疾病，经医诊治尚未痊愈；普通囚粮菜蔬虽可饱腹，实非独秀等平日习惯与病体所相宜”。

陈独秀和彭述之患病期间，监方延请看守所外的医生为他们治病。江苏高等法院亦批准，从11月1日起，由公家发给每日每人上饭两餐，稀饭一餐，支洋三角。他被捕时，身无余物，国民党中央党部特地拨了一百元，为他购置衣被。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之后，1933年3月，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朱儁按照公诉程序，提起公诉。陈独秀的起诉书大致内容，一是他的个人经历中“涉嫌危害民国”犯案要点；一是“以文字为叛国宣传”的具体证据。检方指控陈独秀“显欲破坏中国经济组织，政治组织”，“目三民主义为反动主义，并主张第三次革命，坚决扫荡国民党政府，以革命民众政权代替国民党政权，其意在危害民国，已昭然若姐揭”；结论是“察核被告所为，仅只共产主义宣传，尚未达于暴动程序。然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合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则证凭确实，自应令其负责”。

1933年4月14日上午，陈案第一次公开审理。

那天，南京城大雨瓢泼，民众对此案的关注却未见稍减。各地百余记者云集法庭听审。9：35分开庭，检察官先问各人年龄、籍贯、住址等，以及拘捕经过，宣传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6条及第2条第2款提起公诉。据媒体报道，陈独秀蓝布长衫，两鬓已斑，须长寸许，面色红润，审问时态度安闲，顾盼自如。不时，他还以敏捷的回答引发满堂哄笑。譬如，法官胡善偁问他，被捕的十人中认识哪几个？陈独秀的回答嘲讽有加：“党内情形，我不能报告，我只能说政治意见。谁是共产党，这是政府侦探的责任，我不能做政府侦探。”

胡善偁一时语塞。最后问陈：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陈回答：这是事实，不否认。理由是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既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中国人穷到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

次日第二次庭审，陈独秀不是主角，最后传讯阶段，法官又问陈独秀，托派的最后目的为何，是否为推翻国民党；实施无产阶级专政？陈答道：是。

4月20日第三次开庭。因为有公开辩论，不少人从上海、无锡、镇江赶来旁听。二百多人挤满了旁听席、记者席。就连法庭门外都站满了旁听者。

当检察官控告完毕，陈独秀当庭抗辩，这是已经接近下午两点钟。他集中火力在检察官所言的“危害民国”上：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在书面自辩状里，他以国民党自身的历史，对此点阐述得更加清晰：“若认为政府与国家无分，掌握政权者即国家，则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之说，即不必为近代国法学者所摈弃矣。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矣。”

陈独秀抗辩后，辩护律师章士钊起立辩护。53分钟滔滔雄辩，他亦是紧扣检方要点，驳斥检方的起诉书“无中无西，无通无列，一切无据”。首先，他引用孙中山之言，“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驳斥检方陈独秀反对三民主义的论点；其次，陈独秀民国七年（1918年）曾任广东教育厅长，后又与国民党合作；再则托派反斯大林反共产党干部派，“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斯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要无不可⋯⋯” 最后一条，可说是章作为律师为当事人做出的有利辩护，孰料陈独秀当庭申明，说章律师之辩护，并未征求本人同意，且也无须征求本人同意，至于本人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

下午3：30继续开庭，辩论一直持续到下午6：35分。

4月26日，江苏高等法院判决陈独秀、彭述之：“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褫夺公权十五年”。陈独秀起立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陈独秀随即自拟“上诉状”，与章士钊等斟酌字句后，递交最高法院。“上诉状”针对判决书中“叛国之宣传”、“图谋变更国体”、“根本推翻民国”等判词条文，逐条加以反驳，同时，继续指斥国民党才是叛国者：“独是国民党革命正为颠覆帝制，标榜建立民国而起，帝制仆而仍继前轨，弃‘天下为公’之说，以民国为一党一人之私产，目反之者为‘叛国’，岂其以万世一系之天赋特权自居乎？此于建设民国之约言，岂不显然背叛乎？”

据同案的濮清泉回忆，陈独秀曾告诉他，当时高等法院派法官，颇费周折，“谁也不愿审理这种倒楣案子，一点油水没有，还要上下受气，挨人咒骂”（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果然，宣判第二天，大公报便发表社论，批评“若大案情，仅仅公开辩论三次，审判长讯问亦极简短”，而且检察官素养也太低；希望上诉审讯中，应该作更为严密深刻的审讯，法官也应选择洞明世界政治经济潮流之人担任，“然后发问诘难，乃可中其核要”。

一年后，最高法院刑庭判决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陈独秀没有被宣判无罪，但获得减刑。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他面壁读书、潜心学问，1937年日军轰炸南京，关押陈独秀的那幢房顶震坍，他躲在桌子下逃过一劫。老友胡适焦虑万分，致信汪精卫求援。汪向蒋介石提出，由国民政府核准，经由司法部训令法院按正常司法程序，一天之内以战争特例宣布陈独秀减刑释放。

8月23日，陈独秀走出了高墙。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陈独秀退居四川江津。“湖上诗人旧酒徒，十年匹马走燕吴；于今老病干戈日，恨不逢君尽一壶”，他在孤寂中逝于1942年5月27日。病逝前一年，他写下了令人震颤的《我的根本意见》，站在历史的全局论民主主义，指出“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可视作几年前那一段公案的余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