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孤独

文 | 吴呈杰

北京大学

4→1→2

斑鳖第一次走进主流学界视线是在2006年9月。在那个凉爽的初秋，40多位来自全球各地的动物学家们齐聚在苏州西园寺，谋划这个物种的未来。他们环绕着西园寺放生池的斑鳖铜像前，两位身着黄袍的僧人分立两端，一名戴眼镜的年轻研究员蹲下来，似乎想要弄清楚斑鳖的尾部结构，白发苍苍的著名爬行类专家John Thorbjarnarson于四年后去世，但当时，他还精神饱满地笑着听大家辩论。

他们热切关注着的斑鳖看上去并不稀奇。人们更熟悉的是它的近亲中华鳖（在民间被通俗地称为“王八”），毕竟早在先秦，中华鳖就被当作一道美味的下酒菜。相较中华鳖，斑鳖的头部散布着黄绿色斑纹，瞧着更大一些，也更笨拙一些。

不过就是种“大型王八”，到底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动物学家们可不这么想。当苏州动物园面临搬迁时，他们为园里仅存的中国最后两只斑鳖犯了难。今年3月，斑鳖繁育专家组的外方负责人杰拉德•库克林（Gerald Kuchling）特地从澳大利亚飞来苏州，建议给斑鳖准备过渡性场地，一番折腾后，斑鳖被搬去了临时展区。红外线摄像机24小时监控着，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麻烦可就大了。

现如今斑鳖的超然地位自然得益于2006年的第一次斑鳖研讨会。解焱是这次研讨会的发起人，她当时担任WCS（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的中国项目主任，挨个上门，把农业部、中国动物园协会、TSA（国际龟鳖联盟）都请了过来。尽管斑鳖早在古籍中就时有记载，并被视为传说中龙之九子的老六“赑屃”的瑞兽，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斑鳖似乎被整个世界遗忘了。在第一次研讨会召开的15年前，人们还将斑鳖和另一种大型鳖类——鼋混为一谈，直到苏州科技学院的赵肯堂教授对两只“癞头鼋”标本做了仔细研究，才为斑鳖正了名。

两亿年前，斑鳖沿着古地中海的北岸分布，和恐龙共同生活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随着印度次大陆的北移契入，青藏高原隆起，形成了一条天然的隔离带。斑鳖偏安红河一隅，血缘最近的亲戚是青藏高原另一头的幼发拉底河斑鳖，两者在此后的数百万年间遥遥相望。在400万到140万年前，金沙江改道，扬子江上游袭夺，江水裹着泥沙冲进长江。在如此剧烈的地质震荡中，居无定所的斑鳖又在长江流域繁衍了起来。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鳖，生命的韧性让斑鳖躲过了覆灭恐龙的白垩纪灾难，但很有可能会和其余的15000种物种一起，在这次人类一手炮制的“第六次生物大灭绝”中彻底消失。

会议上做了一次统计，清点了中国现存的已知斑鳖——数字是可怜的“4”。动物学家们意识到，他们必须要开始做点什么了。

但紧接着，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

上海动物园的雌性斑鳖没有熬过2006年的冬天，传言寿命超过了200岁；苏州西园寺本有一对名为“方方”和“圆圆”的“夫妻”，但在第二年雄鳖“方方”死亡后，人们再也没能看到“圆圆”的身影。

“4”在不到一年间，又急剧地降为了“1”。这个“1”，是苏州动物园一只110岁的年迈雄鳖。苏州动物园的前身是昌善局，在当地的民间传说里，这只雄鳖是在光绪年间和数十个同伴一同在此被放生的。

整个物种只剩下一个雄性了，还能怎么繁衍生息？

黄山学院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吕顺清曾任WCS两栖爬行动物项目协调员，他参与了2007年1月举行的第二次斑鳖研讨会，并接过了斑鳖繁育专家组中方负责人的重任。在此之前，中国动物园协会已向下属的所有动物园发文，要求拍摄并传来园中“鼋”的照片。在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照片在专家们手中传阅着，突然，一张来自长沙动物园的照片吸引住了吕顺清：看这头部的斑纹，看这吻突的形状，明明是只斑鳖，不是鼋啊！

尽管在心里认定了是斑鳖，但做科研的，“光看照片不严谨”，吕顺清没敢妄下定论。他思来想去，还是要去现场看看。会议结束，他临时买了机票，第二天就和来自TSA的专家组外方负责人杰拉德•库克林一同飞往了长沙。

斑鳖的生存策略是“R选择”，即产生的后代多，但存活率低，人工干预则可以迅速提升存活率。如果是雄鳖的话，算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如果是雌鳖的话……这个物种岂不是有救了？与会的专家们都屏息期待着，几小时后，从长沙前线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这的确是一只斑鳖，还是一只90岁左右、正在产卵的雌性斑鳖！

让吕顺清、库克林以及所有的专家组成员没有想到的是，在此后的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他们的命运会和这种动物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2006年9月在苏州西园寺举行的第一次斑鳖研讨会 图 | 解焱

婚礼

那是一场举世瞩目的“婚礼”。在此之前的15个月间，专家们一致同意要将两只斑鳖放到一块进行交配，但秉着“奇货可居”的心态，两家动物园对到底该把哪只斑鳖送走争执不休。最后是苏州动物园提出“雄鳖岁数太大，身体状况差”，中国动物园协会介入后才一锤定音，定于2008年的5月5日，将雌鳖从长沙送至苏州。

解焱向我回忆，那时候他们的目标是“拿这个物种来做一个特别大的宣传”“弄的全球都很那个”，甚至考虑通过摄像头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直播。

长沙动物园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上一回还得追溯到20年前一只会刷牙的黑猩猩的入住。居民们从全城各地赶来，操着方言大声交谈着：“王八”“海龟”“大乌龟”，有抱在怀中的婴儿被这种怪异的动物吓得噙满泪水。十几家媒体的记者们持着长枪短炮，为了拍到一个更清楚的画面，踩着池壁边缘紧紧趴在防护玻璃窗上。在小小的水池中，雌鳖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它用蹼膜轻轻拍打着水面，像是发出的一阵微弱的呼救。

纪录片《最孤独的动物》记录下了将长沙动物园的斑鳖运往苏州动物园的全过程。片子的导演道格•舒尔茨（Doug Shultz）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雌鳖的场景，他被一种强大的力量震慑住了：它躲在背壳下安静地等候着，丝毫没有意识到它的身上将承担起振兴种族的重任。

中午1点钟，在做过最后一次生殖系统的检查后，“斑鳖新娘”在十多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护送下启程了，此次旅途给它购买的保额是4.4万美金。除了吕顺清和库克林外，斑鳖所在的那辆面包车还有3名外籍乘客——专家一人，保险公司代表一人，摄影师一人。每个都是人高马大，拥挤着几乎不能动弹，只好蜷缩起身子挤在一起。保持着这种滑稽而又严谨的姿势，他们在第二天的清晨抵达了苏州。

库克林在回复我的邮件中说，两只斑鳖的历史性会面是他印象最深的时刻。雌鳖已经有超过70年没有见过同伴，雄鳖也经历了多年的独居生活，谁也说不准它俩的初次见面会发生些什么。为了防止意外，雄鳖的水池与雌鳖的用栅栏隔开。隔着栅栏，两只斑鳖来回地泅游，显得有些焦躁不安。

第二天，一场暴雨席卷了苏州。库克林认为，打开通道闸门的时机到了。雷声轰鸣中，吕顺清撑着伞给动物园管理层打电话：“如果你们有很强烈的愿望，我们就不开了。”园方最终亮了绿灯。

这是漫长的5个小时。十余位专家和工作人员紧张地观察着，时刻准备在突发情况下拆散它们。也许是感受到了雌鳖的气息，雄鳖有些蠢蠢欲动，慢慢游到了门口，但又对这个闸门存在着顾虑和警觉。等待的时间太焦灼了，原本挤着来看“珍稀王八”的人群逐渐散去，只剩下一些在园区锻炼的老人，还在向水池中好奇又茫然地张望着。

终于，雄鳖跨过了闸门，迅速地游向雌鳖，两只庞然大物很快消失在了水面的泡沫旋涡之下。库克林调皮地说了一句：“池塘中正发生着什么。”从长沙到苏州，他已经几个晚上没睡上好觉，此刻难得松了口气，开始用笔在本子上“刷刷”地记录下交配过程。

那时候还不能确认交配是否成功，但整个专家组都仿佛被婚礼上欢快的情绪感染了。按照常理推断，只要坐等雌鳖产卵、孵出小斑鳖就大功告成。“想想看，那时候是2008年，觉得这个事情都太顺利了。”吕顺清笑着回忆。

在一片锣鼓喧天的喜庆气氛中，一次和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那是发生在运送雌鳖的途中，司机前一晚连夜从上海开到长沙，没经过一刻休整，立刻又踏上了这段跋涉960公里、历经17个小时的旅程。在经过一段正在整修的高速公路时，司机迷瞪了一下，撞上了提醒车辆绕行的红色桩子。那一刻吕顺清屏住了呼吸，死亡的念头“蹭”地冒了出来：“要完蛋了。”

好在，“完蛋”的结局并未发生，司机及时醒了过来，猛打了一把方向盘，将将从工地边避了过去。一车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差一点我们都是为了这个事业牺牲了”。

这次遭遇像是给故事的后续埋下了一个并不吉利的伏笔。在“婚礼”举行后的7年里，两只斑鳖每年都有交配行为，雌鳖每年也会产卵，但用手电筒照射乒乓球大小的卵时，始终没能够观测到胚胎发育的迹象。

专家们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整个野生动物保护界都屏住了呼吸，从那以后就一直失望。”TSA会长里克•赫德森（Rick Hudson）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

没办法，只能孤注一掷了。

在刚开展繁育工作时，专家组曾经达成过一个人工授精的协议，但遭到了库克林的坚决反对。人工授精需要用电动震动仪刺激雄性的阴茎进而取精，对动物多少都会产生伤害。另外，这种手段也从未在任何龟鳖类动物的身上实施过。

事到如今，曾经被库克林否决的人工授精只能重新被提上日程。

在2015年春节，第一次人工授精在惶惶然的氛围中开始了。这时候，专家们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根源：雄鳖的阴茎没了。更确切地说，龟鳖的阴茎像章鱼的爪子，有五六个触手，但这只雄鳖只拥有一个不完整的触手。专家们猜测，这是早年间他和另一只雄鳖打斗时负的伤，另一只雄鳖被咬死了，它的代价就是成为了一个空荡荡的“太监”。

2015年和2016年的三次人工授精均宣告失败。从雄鳖身上取到的精液极少，通过显微镜观察，蝌蚪状的精子像睡着了一样，只有极个别的还在勉力游动。这意味着，雄鳖的精子活性不到20%，一种可能的结局是：技术再怎么改进，雌鳖一辈子也不可能成功授精了。

今年四月中旬，专家组再一次发起了尝试。用库克林的话来说，他“召集了当前世界顶级水平的队伍和设备”。来自柏林Leibniz动物园的Thomas Hildebrandt教授与Susanne Holtze博士加入了团队，德国专家带来了可伸缩、可弯曲的便携式内窥镜，通过镀金头导线定位，能够在雌鳖的泄殖腔中找到输卵管的管口，再伸到输卵管的更深处、离卵巢更近的位置进行人工授精。

这一次的结果不能说更糟，但至少没好到哪里去——专家们甚至没能找到雌鳖产下的卵。有两个可能的原因，雌鳖没产卵，或者是由于换了个地儿，雌鳖把卵产到了监控以外的地方。吕顺清倾向于后者：“我们那个时候通过B超检查发现它的卵已经挺大了，按说像这么大的卵，应该是不会再被吸收的。”

但结果就摆在那里，这条缓慢行驶了十年的大船，又搁浅了。

专家们将长沙动物园的雌鳖运送至苏州 图 | 解焱

Plan B

吕顺清常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物种的有害是相对的，有益是绝对的。”有害是针对人类，有益则是对整个生态系统。甚至是苍蝇、蚊子也不该赶尽杀绝，经过千万年的进化，它们体内携带的遗传信息都是无价之宝。

斑鳖的保护还多了一层特殊意义。作为旗舰物种（keystone species），斑鳖站在食物链的顶端，一旦灭绝，就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整个生态系统都会岌岌可危。

一个眼前的血泪教训是我国大型猫科动物的消失。华南虎野外已灭绝，金钱豹濒临绝迹，即便是一度广泛分布于中国南部的云豹数量也降到了数千只。很快，曾是它们腹中之餐的野猪开始泛滥，对农作物的侵袭成为近些年农民们的新困扰。“这个是我们几乎所有的农村都知道的，现在知道野猪很厉害，坏得不得了，你种的庄稼都给你拱掉了。”

所以，就算是人工繁育的计划一再失败，也远未到该放弃的时候。在中国最后两只斑鳖“圆房”后的第三年，专家们决定同时执行plan B：到云南红河流域的马堵山水库附近去寻找野生个体。

定位到马堵山水库是有据可循的。除了苏州动物园的一对斑鳖外，越南北部的同莫湖还曾发现一只野生斑鳖，同莫湖和红河相连，不排除在红河流域还有野生个体甚至种群存在的可能性。马堵山水库形成于2007年，在此之后，当地的渔民就报告说看到一只不同寻常的大鳖，“在偏僻河湾岸边沐浴着春日暖阳”。专家组认为，被截流的50公里河道可以被视为野生斑鳖最后的据点。

吕顺清找到了一个盟友，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两栖爬行类动物首席专家饶定齐。从1982年进入云南大学就读以来，饶定齐已在云南定居超过30年的时间。选择饶定齐，正是看中了他对当地环境的熟稔。

野外考察并不像它的名字听起来一样迷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徒劳无功地观察和等待。上午10点出发，下午4点归来，这段时间也是斑鳖活动最频繁的时候。通常是四到五个人，包一辆车过去，一整天都在河两岸来回巡逻，用双筒望远镜盯着水面。另外也要随时关注岸边，马堵山水库的西岸几乎竖直，风化面上裸露着被河水刨出的砾石，东岸的上游同样陡峭，下游则是绵长的缓坡，如果没有钓鱼人围坐，是最有希望见到晒背的龟鳖的地方。其他时候则是去市场上和鱼贩闲聊：“今天这有没有人捞着鳖给你”“来卖什么东西的”。

出野外会持续三周到两个月不等，每次都是研究所的一名司机师傅开的车。他原本是个普通的野生动物爱好者，这么多年下来，“他也变成，说句实话，比好多专家水平都高的。”吕顺清笑着对我说。

寂寞是野外考察的常态，饶定齐将其视为工作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肯定会显得枯燥，但是没办法，那还是得这样子做啊。”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和亚热带季风区的高温作斗争：“你知道红河流域是很热的，那都是热死人的温度。”

偶尔的线索如草蛇灰线，能迅速点燃专家们心中的火焰，他们曾经历过一次和斑鳖咫尺之遥的时刻。在前年的一次考察中，专家们经过红河一条支流的洄水湾，发现水面翻滚着，颜色变得越来越浑浊，波浪从岸边一直摇曳到河中央。吕顺清猜测，这应该是一个贴地的大型爬行动物，由于行动缓慢，可能是被当地百姓下的渔网缠住了。

但这道踪迹很快又湮灭于茫茫一片的宽阔水面。吕顺清感到可惜，按原计划推进的话，无论是雄鳖还是雌鳖，都要捉来送进动物园。这是基于最小可生存种群的概念，低于一定数量的种群是没办法在野外生存的，只能通过人工干预。

WCS爬行动物保护专家史蒂文•普拉特（ Steven Platt）是在2016年5月加入到野外考察团队中来的。在一篇文章中，他把这次任务比作是寻找尼斯湖水怪，两者间的相似处显而易见：屡有目击，但从未出现在科学探测的视野。

普拉特给专家组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带来了新的方法。比如用鱼内脏、猪肝、牛肾等“能搞到的最臭气熏天的东西”当诱饵，在他看来，对一只饥饿的鳖来说，这是“真正让它开心吃到撑的自助大餐。”

但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种尝试。在聊到普拉特的加入时，电话那头的饶定齐显得有些不屑一顾：“那各有各的（方法），他不建议是那样子，我说我们这边可能不行，我不接受老外这个做法。”红河流域现在仍是当地居民打鱼的好去处，饶定齐认为，如果说河里还剩几只大鳖的话，它们应该不缺食物来源，不会为了这点小恩惠上钩。

关于斑鳖最新的一个发现是在今年夏天，一家叫做中国绿发会的环保组织声称在泉州的寺庙里发现了疑似斑鳖。这个组织长期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在此之前，他们发动了各种民间力量来寻找野生斑鳖，甚至发布了5万元的斑鳖“悬赏令”，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一无所获。通过我，他们联系上了吕顺清。有别于背甲光滑的斑鳖，图中的这只大鳖背甲前缘有一排很大的隆起。仔细辨认过后，吕顺清给出了答复：“很肯定地说，是亚洲鳖。特征很清楚。”

这样的“发现”，吕顺清已经经历过几十次了。

异见者

闻丞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科学与保护项目主任，也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个旧人。个旧在红河边上，有“世界锡都”之称。从闻丞懂事起，由于过度开采导致的石漠化现象就非常严重，“全是石头，白颜色的，就跟骨头一样”。但在他出生前夕的70年代，个旧还是野生动物的天堂。每天早上7点钟，汽笛轰响，两边山上的豺狼们一同开始嚎叫，雾气中汇成的交响乐唤醒了北回归线上湿漉漉的河谷和村庄。

红河是一条重要的生物地理分界线，也是唯一同时拥有斑鳖和鼋两种大型鳖类的河流。在他大把的童年时光里，龟鳖都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存在。当地村民有着朴素的泛神论信仰，“像大的这些东西多少都认为有点神奇”。他们把斑鳖的头称作“猫头”，它的吻部短而粗，头上覆着密密麻麻的铜钱花纹路，像极了一只去掉耳朵的猫。8岁那年，他还曾在菜市上见过一只灰绿色背甲的大鳖，小贩颤颤巍巍地背负着大鳖叫卖，行走起来相当吃力。

在2007年2月，闻丞主持开展了第一次在云南红河流域的斑鳖野外考察。考察中闻丞发现，几乎所有海拔1000m以下的热区原始森林都被砍伐殆尽，红河东岸和南溪河两岸的原始低地雨林已经被香蕉、橡胶和菠萝代替，绿春县也正在发展橡胶、紫胶寄生林等产业。另外让人担忧的一点是，“接触的地方渔、林部门官员之前都没有听说过斑鳖。”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由吕顺清和库克林领衔的斑鳖保护专家组成立了。闻丞并没有加入专家组，相反，他一步步走向了专家组的对立面，成为了一个在野的“异见者”。

在闻丞看来，人工授精是一种外行的做法，对龟鳖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伤害。相较哺乳动物，龟鳖的生理节奏更慢，应急恢复也需要更长的时间。“你这么大一个东西拿起来折腾，你还要麻醉，还要采血样，还要取精、电击，它应激非常激烈。”

捕捞红河流域的野生个体来和苏州动物园的配对，也有可能沦为天方夜谭。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陈怀庆曾发表过论文，通过大量斑鳖标本的DNA检测，证明红河流域的斑鳖和长江流域的斑鳖“分化达到亚种以上的水平”。说的更通俗一点，即意味着两处的斑鳖是两个不同的物种，即便交配也几无繁衍的可能。

确认该说法成立的唯一途径是采集苏州动物园两只活体的DNA。然而，采集DNA的尝试受到了园方的阻挠：“去苏州动物园想去采这个DNA的样的时候，当时苏州动物园这边就以各种理由，反正没有接受。”

饶定齐也曾在文章中呼吁：“尽快分析和掌握目前苏州动物园所饲养的一对斑鳖的遗传信息及其与红河流域（包括越南）斑鳖的亲缘关系。”然而，即便身为专家组成员，饶定齐对进度依然一头雾水：“不知道做了没有，不知道做了没有公布……组织这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

我几度联系苏州动物园都遭到了拒绝，最后通过吕顺清，他们给出了这样的答复：“由于斑鳖10年来没有繁育出后代，他们承受了太多来自于领导和社会的压力，因此特别希望低调。”

闻丞觉得，专家组有些过于盲目自信了，缺乏对斑鳖生命史的了解。江水从青藏高原奔腾而下，斑鳖的繁殖需要洪水冲刷的刺激作用。假设贸然把野生斑鳖搁到净水里头，就像把美洲豹关进了笼子，失去奔跑的能力，只能寂寥地度过余生。

直到七八年前，闻丞还在家乡见过渔民捕捉上来的死去的小斑鳖。在公开资料中，关于野生斑鳖存在的最后一次确切证据是在90年代末，元阳县水产站放生了一只斑鳖，并留下了十余张照片。如果闻丞公布了这个消息，将使专家组搜寻野生斑鳖的信心大增，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力度的加强，他选择了隐瞒：“当时我就不想把这个事情报出来，就是因为动物园人工繁殖这个，要知道了肯定去把里面能抓到的抓起来送动物园。”

坐在位于北京大学的办公室里，闻丞对2200公里外的家乡发生的一切忧虑重重。他承认对于这些童年的玩伴，自己“都会格外关注”。采访期间，他几番升高了音调：“说一千道一万，还是那个观点，河里头那个千万不要抓起来，护住，千万不要抓起来。”

今年春节，闻丞又回了一趟红河。他在一个信佛的朋友家见到了一条快两米长的花鳗鲡。花鳗鲡是典型的降河洄游鱼类，性成熟后便由江河的上、中游移向下游，群集与河口处入海，到远洋中去产卵繁殖。

闻丞没想到，在离海600公里的地方能见到花鳗鲡，水电站的建设彻底截断了它向大海洄游的路线。每到天黑，这条花鳗鲡就从水池里爬出来到处乱转，闻丞知道，它又在找下海的地方了。

人工繁育和野外考察两项工作的久久停滞不得不让人重新思考斑鳖的出路。饶定齐曾提出过“最后拯救斑鳖的唯一机会和办法”：将苏州动物园的斑鳖放入马堵山水库，让其自行寻找同类和配偶。在采访中，饶定齐再次申明这是“无可奈何的情况”，但“至少是种建议”。他相信，动物有动物的本能，就像两颗相互吸引的恒星，在百米宽的浑黄河水中，斑鳖远比人类更容易找到它的伙伴。

然而，在吕顺清眼里，饶定齐的建议“非常好，但难以实现”。斑鳖的繁育早就超过了保护生物学本身，而将触碰到更为复杂的“动物园政治”。没有哪个动物园会愿意将“镇园之宝”拱手相让，十年前的那场争夺战只是个开端，这些年来，长沙动物园还在孜孜不倦地谋求将雌鳖要回来的可能性。放归野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等同于痴人说梦。

一旦苏州动物园的任何一只斑鳖死亡，专家组和动物园之间的合作协议就自动结束。剩下的最后一只“肯定要回到它的动物园”。命运，就只能交给上天了。

雌鳖产下的卵 图 | 解焱

在山下耍着玩

在见到吕顺清的时候，我给他带了一本杨振宁为封面的《人物》杂志。他翻到写杨振宁的那篇报道，看了好久，看完后把杂志整齐地放到一边。在他眼里，杨振宁是站在山顶上的人物：“你看最后华山论剑的时候，还没有走到华山的时候，旁边小群那些人物也在那舞枪弄棒的说什么争个天下第一的，杨过一嗓子、一吼，全吓跑了。杨振宁他们就是属于真正的华山论剑的，我们这也就是小把戏，在山下耍着玩的那些人。”

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伟人的诞生也需要无名之辈的付出。特别是野生动物保护，“单靠某一个人振臂一呼是搞不好的”。他收回了原本挂着的一丝愧怍的笑意，那股严肃劲儿又回来了：“像杨先生这样的人物，我们很羡慕、很敬重他，但是我们绝不会因为他来轻视自己，让自己没有信心。”

饶定齐和吕顺清是同门师兄弟，分别于1989年和1991年硕士毕业于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两句口号贯穿了他们求学的八九十年代：“学好数理化，走遍世界都不怕”和“二十一世纪是生物科学的世纪”。在这波发端于国家号召的浪潮中，他俩也成为了坚定投身其中的一个。那是大熊猫正当红的年代，WWF（世界自然基金会）把大熊猫做成了徽标。而后一首《丹顶鹤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把这种头顶有一块鲜红色斑记的鸟禽送上了神坛。相较而言，斑鳖所属的两栖爬行类可谓是一片冷清。

近三十年来，公众对两栖爬行动物的关注度逐步上升，这是基于一个令人叹气的现实：它们的生存处境实在是太糟糕了。愈发频繁的人类活动大大改变了地球上的生态格局，由于是冷血动物，它们对周遭环境的变迁非常敏感。学术界一致认为，中国的野生龟鳖类种群已基本崩溃，种群数量直线下降。

“孤独的乔治”曾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龟鳖，作为平塔岛象龟中已知的最后一个个体，从1971年被发现起，它在这座59平方公里的无人岛上独自生活了40年，直到2012年离世。现如今，“最孤独的动物”的称号落到了斑鳖的头上。

在某种层面上说，研究斑鳖的专家们和这种生物一样孤独。

永远都不够的经费——饶定齐估计，这些年投在野外考察上的资金有30多万，考虑到找村民帮忙的日薪都要100块，这些钱都能说是杯水车薪。很多时候，“没有这个预算，他就没有办法开展工作的。”迄今为止，他还没见过斑鳖的活体。

永远都在争吵的学术界——加入到斑鳖专家组的十年来，库克林说他听到了太多的声音：“在国际学术界，无论是哪个物种，要不要做、该怎么做从来都没有定论。有人说‘你们干的漂亮’，就会有人说‘太迟了，早点放弃吧’。”

永远都克服不了的负面情绪——即便离开WCS中国项目主任这个位子5年，解焱还是忘不了斑鳖没有繁育成功的遗憾。她曾在访谈中表示：“我做了20年，还是看到生物多样性不断的在下降，每天还是有那么多灰心丧气的事情发生。”

曾和专家们朝夕相处数天的导演道格毫不掩饰对他们的赞赏：“我有点嫉妒这些科学家们——拯救一个濒危物种的感觉一定很奇妙。”但他很快话锋一转：“那些天里，我看到很多人为科学家的努力鼓掌欢呼，并祈祷成功，但我敢打包票，在知道斑鳖在全世界只剩下两三只之前，他们才不关心这种动物的死活。”

有时候吕顺清也会感到后悔：“如果这个项目要是早几年的话，那肯定效果就会好很多。”“如果”的假设不会成立，所以他只能选择死磕到底。库克林常常这样激励自己：当他望向这两只斑鳖的眼睛时——即便那只雄鳖已经半瞎，他能感觉到它们并没有放弃，那么，他又有什么理由要放弃呢？

地球上最后两只人工养殖的斑鳖依然安静地生活在苏州动物园里，为了避免外界打扰，斑鳖馆暂时还未向公众开放。每到农历惊蛰前后，冬眠的斑鳖从埋身的池底淤泥里苏醒，冒出到水面上呼吸，在阳光和煦的午后会爬到岸边斜坡处晒背。

早上9点或下午1点，饲养员会把新鲜的鱼肉、龙虾、牛肉串到筷子上，单手拨动水面，两只斑鳖慢慢地浮游过来采食。用餐后的斑鳖眼睛明亮，四肢伸展开来，这是它们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在漫长的时光河流里，它们见证了自己的同伴一个接一个消失。谁也说不清这个物种的命运，也许能像扬子鳄恢复野生种群，也许就是下一个“孤独的乔治”。它们别无他法，只能选择小心翼翼地相信看似无所不能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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